汉时风月 锦绣成都

汉时风月 锦绣成都

两汉时期的成都，无论政治、经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都有其显赫的地位，是全国五大都会之一。文学方面，扬雄、司马相如文章惊天下，全国四大赋家，蜀占其二，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之都；在制造业方面，织锦业驰名天下，官方设锦官城于城西，专营织锦，与车官城一道，成为举世闻名的汉代两大国家工厂，冶铁、治盐、漆器等都在全国享有盛名；教育方面，文翁治蜀，在城南设立石室学宫，成为西汉的首个官学，一时间成都“学子塞道”，盛况空前。   城市布局：数城相重 二江环绕   大城、少城、锦官城、车官城、学官城。两汉时期的成都，是由主城与卫星城构成的一个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东汉末年至西晋末年，汉朝在锦江南岸、笮桥道之东设立“学官城”（以文翁石室为核心的学府区域），在此道之西设“锦官城”，在“锦官城”之西设“车官城”。此时，成都城的格局蔚然成为“数城相重，二江环绕，绿荫遍地”的花城。汉代已经奠定的成都城市格局定型，因为文翁兴学又开辟了巴蜀的精神文化，另一城市特色则是具有规模的独特手工业，尤其是丝织业和漆器。   锦官城是西汉年间成都设置的官方织锦机构，它也因此成为成都最脍炙人口的别称。在锦官城之外，成都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别称，叫车官城。锦官城建在成都流江（南河）笮桥南岸，在现在锦江南岸从百花潭到南河桥一带，而车官城则建在锦官城的西南方向。两城相望，一文一武，文武张弛，构成了汉代成都的“工业区”。   何一民教授指出：“汉代成都的规划布局出现了新的特点，即出现了卫星城——锦官城和车官城。汉代成都手工业相当发达，尤其是织锦业和造车业具有相当的影响和规模，先后建有锦官城和车官城。锦官城即汉朝政府在成都设的官办织锦厂，由于织锦厂修有城墙，故称锦官城。汉政府还在成都设车官，负责制造车辆等运输工具。制工场位于少城城西的检江北岸，因是为军事服务，故工场所在地筑有城墙，城四周设有多座军营城垒。三国蜀汉时期，成都为蜀汉的国都，故城市建设有较大的发展。刘备称帝后，以大城为宫城，对成都进行改建，改建后的成都城垣周长20里，高9丈。”当时车官城四周有军营驻扎，可以说车官城就是成都最早的军事工业区。这样的设置，一方面便于管理，另外也便于政府征收税费。   成都城内生产的蜀布、粗布、细布、“织成”、宫廷用品锦和缎等，以锦江水濯漂，鲜丽夺目，锦江也由此得名。除成都之锦，市场上还有西南边陲少数民族特色纺织品出售。此时的织锦技术已与齐纨鲁素相匹敌，《隋书·地理志》说，成都“绫锦雕镂之妙，殆牟于上国”。城内锦官城不仅有官府工匠聚集，而且织机也遍于寻常人家，“百室离房，机抒相和”，“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由此可见城市织造文化发展的繁盛。漆器则以“金错蜀杯”“蜀汉扣器”为漆器工艺的最高代表，远销青川、长沙、江陵、贵州清镇、朝鲜、蒙古等地和国家。至于蜀布、邛竹杖、枸酱，则是南方丝绸之路上最早外销的货物……   天府广场出土的石犀、《李郡碑》《裴君碑》，皆系两汉蜀郡府遗存。许多见诸史册的蜀郡守，比如秦国的张若、李冰，西汉的文翁，两汉之交的公孙述，东汉的张堪、张穆、第五伦、陈宠、廉范、王子稚、王商，三国蜀汉的法正、杨洪、吕乂等，曾在这里办公，主持西蜀事务。罗开玉强调，近百年来，许多带有“蜀郡”铭文的出土文物，如在朝鲜，在长沙、贵州、湖北发现的汉代三国“蜀郡”漆器、蜀锦等，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发现的大量汉代三国“蜀郡”铁锸、铁剑等，其生产过程中都曾受到蜀郡的监管。除少数割据时期外，成都曾是秦汉三国570余年间西蜀地区的总指挥所。   蜀郡郡府：就在天府广场东   2012年的一次考古发掘，一个巨大的石犀在天府广场东侧出土。石犀的出现证明了天府广场周边地区为两汉时期的政治中心所在。   杜甫的名诗《石犀行》说：“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古人的咏叹总是有依据的。犀牛在古蜀文化中长期被视为神兽，很早就有神犀、神牛的种种传说流传，并且“神犀”与“神牛”相互交织。成都天府广场石犀，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石犀，也填补了战国至秦石刻犀牛艺术的空白。天府广场石犀的出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带为汉代蜀郡郡府以及蜀汉宫城的治所。学术界确认，石犀出土附近的“东华门遗址”，是古代成都城的政治、权力中心。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开辟了一扇了解汉代至清代成都中心历史演变的窗口。唐代摩诃池、建筑遗迹和明代蜀王府水道遗迹等，可以确认成都很早就已经有皇家园林，为认识古代成都作为休闲都市的起源提供了地理坐标，是研究古代成都中心区的历史依据，也是成都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文物支撑。   2012年年底，四川大剧院即将在天府广场一侧的电信钟楼原址开建。针对千年石兽的传说，成都市文物考古队正式进场勘查。12月16日，考古的范围缩小到最后发现石兽的区域。历史的机遇，出现在对一个探方进行扩方的过程中。考古队员先将电信大楼基础桩进行破碎，接着发现了比较完整的地层。在距地面约4米的一个坑里，石兽终于露出了尊容。千年之后，它重见天日。石犀大梦被惊醒。真应了一句西谚：凡是石头都要说话；凡是有耳的，都应聆听。   石犀的初步数据如下：身长：3.3米；身宽：1.2米；身高：1.7米；体重：约8.5吨；年龄：2000多岁……这件大型圆雕石兽的保存非常完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认为：“天府广场石犀是中国雕塑艺术史的重大考古发现。”   石犀的石料为成都平原周边常见的浅红色粗质砂岩。考古人员在石犀的臀部左侧，发现有文字，由于漫漶太烈，暂时无法确定，但推测应是雕刻石犀时的时间落款。成都市文物考古队学者易立认为，大体可以肯定，天府广场石犀的雕刻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至秦。依据是它的雕刻风格古朴、粗犷，线条简练生动，显然不是东汉时期巴蜀地区的石刻风格，反而更接近秦文化流行影响下的主流圆雕艺术，这在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作品中可以发现端倪。也就是说，天府广场石犀与古蜀王朝的“大石文化”无关，它与李冰治水的时代密切相连。可以进一步肯定，天府广场石犀是迄今为止西南地区发现的形制最大、时间最早的石犀。李冰约生于公元前302年，卒于公元前235年，这就意味着，石犀的“年龄”有2200多岁。   当年雕刻石兽的时候，肯定是参照了某种动物的原型，而犀牛最接近这一原型。但是现在依然将它定为“石兽”。有可能当时雕刻匠在塑造它时，添加了一些想象。在秦汉时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都有大量的犀牛。成都属于长江上游区域，由于岷江上游堰塞湖层垒而上，形成热带雨林气候。由此推测，当年在成都平原一带的犀牛可能也不少。因为战国时期，大象、犀牛在成都尚有分布，古蜀王朝曾经向中原输送过犀牛、大象等动物。也就是说，犀牛为不折不扣的“本土化动物”，由此成为雕刻匠人的造型模特。   据文献记载，李冰造了5只石犀，搬运了2只到成都城内，与治水有关，应该是厌（压）水精的瑞兽。这次发现的石犀，历史学家罗开玉指出，出土的石犀应即《蜀王本纪》所载李冰“作石犀五头”“二枚在府中”之一——因当时位于成都大城中的蜀郡府衙存在遭遇洪灾的可能性。石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佐证了汉代蜀郡郡府位置以及成都的城市分布格局，已经是大汉帝国第一流的城市。   易立认为，“蜀汉宫城与益州府衙都位于大城内，并且很可能同处一地或相距较近……2012年，天府广场东北侧的四川大剧院古遗址开展了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其中汉代遗存所占的比重最大，发现有灰坑、灰沟、水井和建筑台基等遗迹现象，出土物以陶器、瓷器、铜构件、钱币等生活遗物为主，同时还包括了大量的建筑材料……张勋燎先生曾考证东御街汉碑为汉代文翁石室学堂的遗物，与东汉晚期蜀郡的政治、文化及教育活动关系密切，出土点可能为汉代蜀郡郡学、益州州学原址。结合两个地点的发现情况，可以证明今天府广场东侧一带自战国末以来即为大城之内的高等级建筑区。”   根据扬雄《蜀王本纪》的相关记载，以及石犀、大面积的官府建筑遗址、大量的瓦当和铺地砖等，说明这一带至迟从李冰时期起至蜀汉亡国（263年）时，一直都是蜀郡郡府衙门。郡属盐官、铁官、都水官等，也在大城内修建了专门的衙门。罗开玉认为，“这里开始作为蜀郡郡府的上限，应在周赧王五年（前310年），秦修成都大城时；而下限至蜀汉灭亡（263年），即该郡府衙门遗址使用时间竟长达约573年。”   当时的大城为官府建筑；少城为锦官城等，主要是工商业、手工业区域，它们共同使用一道城墙为分界，位置大体在现东城根街。大城的区域以现在体育中心地域为中心，南至红照壁，北到骡马市，东到青石桥，西到东城根街。考古队在四川大剧院发现石犀的附近，又发现了一座巨大的东汉时期夯土台，南北长度39.5米，东西宽22.9米，台阶高0.2—0.65米，平面上有3排柱础坑，直径达1.1—2.5米，由此可以想象夯土台址之上，石柱的粗大，殿宇的高敞。而这一殿宇，极可能就是祭祀宗庙，供奉着石犀等神物。   在夯土台周围，发现有文字的遗物主要是汉代的瓦当，有“大富贵”“大富昌”等吉祥话，在汉代瓦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此外还有少量陶瓮也有文字，有“石”等计量单位。我国建筑史上历来有“秦砖汉瓦”一说，即是称赞秦砖和汉瓦是古代建筑构件上的艺术典范。汉代瓦当相比秦代数量、种类都更多，制作也日趋规整，纹饰图案井然有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字瓦当的大量出现，不仅完善了瓦当艺术，同时也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艺术领域和研究范围，更加鲜明地反映当时社会经济、思想意识形态，同时又具有独特的书法艺术价值，把中国古代瓦当艺术推向了最高峰。   更值得一提的是，夯土台周围尚发现有汉代的夯土道路和几段唐代的鹅卵石铺就的道路，宽度从几米到10米以上均有。在此层之下，间或有汉代地砖出土，砖上同样有字：“长相思”“勿相忘”“富贵昌”“寿万年”“爵禄尊”等，这类三个字构成的短语，反映出当时人臣（而非帝王）的普通愿望，也体现出汉代成都一地追求富贵、重视生活、热衷功名的民风民俗。本版文章除署名外均由青青撰文   两汉时期的成都   开明王朝晚期，已经创造出足以代表巴蜀地域特色的青铜文化与巢居文化，据说有巢氏就是古蜀人。学者谭继和指出，巢居、笮桥(用竹索编织而成的架空吊桥) 、栈道，是巴蜀文化巢居的三大特色。成都的“成”字，据研究，就是“干兰”式木结构巢居的象形，“成都”一名的由来实得于此。   成都城市的形成和兴起，经历了漫长、迂回的发展。最先是聚落，继之演变为市，然后兴筑为城。据考古分析，古人最早在小郫（今彭州）建市，继之在大郫（今郫县）建邑。因此地低湿，常为洪水肆虐，于是又在邑外东界的赤里开辟了一个新的市驿，这就是最早成都市的雏形。最初市驿聚集在西边的小城（即少城），以后又在东边建立了大城。赤里的经济地位遂超过了原来的郫邑，成为大都，被命名为成都。自此以后，成都才成为古蜀人最大的定居点，初具文明城市的意味。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就在蜀王旧都建立成都县，正式纳入秦国势力版图。前311年，张仪、司马错按照秦都建制，开始建立成都、郫城和邛崃三城的城垣，这一年可算是作为城市的成都正式屹立在巴蜀大地。当时的城建格局并不大，成都城周长12里，城墙高7丈，东为大城，乃是蜀郡政府所在地；西为少城，为手工业、商业集中地，有专门征收盐铁等税收的机构。这里出现的最早一批商人，为秦惠文王下令迁徙而来的商贾。   进入西汉时期，成都城市在秦朝创立的格局之下得到了蓬勃发展，都成为专门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聚集之所，成为秦汉时代有名的商业都市，到西汉末年更成为全国除长安以外的五大商业都会之一。西汉时期，成都县人口达7.6万户，大约35万人，是仅次于长安的全国第二大城市；东汉时期，成都县发展到9.4万户，约40余万人，集中了川西平原全部人口的30%；两晋时更占川西人口的60%……城市人口集中程度之高，为全国罕见，遑论作为西南大都会的地位。这是成都城市人口第一次集中的高峰。   人口快速增多，城市也进一步扩大。在秦成都的基础上，汉武帝扩修为成都郭18门。此后2000多年，成都的城址和城市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异，连“成都”一名也没有变动。历史的结论是，中国只有两个最古老的城市，历经2000余年沧桑而没有变动城址，这就是成都与苏州。   汉时的成都，繁华程度到底如何呢？   文教胜地：文翁石室开启成都文脉   自文翁建学官，一举开启了成都两千多年的历史文脉，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方官学，与此同时的罗马帝国还在实行家庭教育的教育方式。   秦时期“蜀左言，无文字”，“蜀无姓”，仅有一些片言只语的神话和掌握在极少数权力者手中的巴蜀图语，群体精神形态并没有发展到理性化程度，文化普及程度明显低于中原。所谓“开明王朝”，远未达到文化的“开明”。   直至西汉年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兴学，建立文翁石室，地方政府办学这种全新的办学模式应运而生。文翁石室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方官办学校，“蜀学”作为一个文化概念也源自文翁……它填补了中央太学与私学之间的教育空白，开了全国地方政府办学的先河。就在汉武帝将文翁办学模式定为制度在全国推行之际，在万里之外的古罗马帝国，那里的教育体系依然是以家庭教育为主要形式……文翁开创的地方办学模式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教育之林。   2010年11月中旬，在成都天府广场东御街出土了两方东汉石碑，即《李君碑》《裴君碑》。二碑分别刻于阳嘉二年（133年）和建康元年（144年），系颂德碑。碑主皆为蜀郡守，皆是其在任时，由其“辟署”的部分低级属吏捐刻立碑立祠。罗开玉认为，这些均为蜀郡府之物。后一块碑的文字，是为一位“河东裴君”所写的功德碑。此人“典蜀”，即在蜀为官，在平定边裔的战斗中立有大功。文中的“五都列备”，是文献中有关汉代成都位列全国五都之一的重要旁证。   《李君碑》碑文中的“殿堂”，应是当时蜀郡郡府之一部分。从石碑性质上看，蜀郡太守裴君的下属为歌颂裴君，为其专门修建生祠（“庙”），并在祠中立此颂德碑。这新建的生祠，同时又是为前任立碑的“殿堂”、实际上也是生祠，竟在同一地点。换句话说，前任一调离，为前任立碑的“殿堂”即变成了为下任立碑的“庙”，实际上也是生祠。唯下任的生祠中，保留了前任的碑刻。此两块汉碑所在地建筑的性质，后来确有变化。裴府即郡守裴某，东汉时期又俗称郡守为府君。裴某应是感到下属为自己建生祠有所不妥，特别是所立颂德碑被大水冲倒一事，更从某个角度给出了警告。于是由他自己出面，“建福学校，追叙修斯，勅官树缮，永传罔穷”。可见这里有两次转变，第一次是将原来郡府内的“殿堂”改建为生祠（庙），第二次是将生祠改为官属学校。   文翁石室的最初位置在哪里?   有学者认为，两块汉碑所在地即是文翁石室原址。罗开玉认为值得商榷，文翁石室的所在地，历代文献多有记载，非常清楚，就在今石室中学原址。东汉时期，成都官学绝非只有一所，有郡学、州学，还有县学。文翁创办的官学，即石室原址学校，西汉时为郡学，但在东汉时，却已升格为州学，蜀郡府另择地新办郡学。“州夺郡文学为州学”后，蜀郡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另建郡属官学。任乃强先生认为，“郡更于夷里桥南岸道东边起文学”，具体地点“当在今盐道街附近。其时，锦江（检江）循今金河东流也。”可见，东汉时的州学、即文翁石室原址，即今石室中学所在地，现今文庙街一线。   发现汉碑之地应是什么学校呢？罗开玉认为，从其由蜀郡守下令修复并改为官学的背景看，可能是当时郡属官学的一个分校，或郡府直属的、短期培训低级吏员的学校；再从其由个人生祠改为官学的历程看，一较仓促，二有形势所迫之意，可能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当然，这仅是一家之言。   由于文翁学堂是全国首次兴建的地方政府官办学校，它的演变发展，也见证了成都一直延续了两千年的崇文重教传统。文翁石室从古代的“文学精舍讲堂”（公元前141年）、“文翁石室”（历代大多这样称谓），到清前期的“锦江书院”（1704年），再到清末“成都府师范学堂”（1902年）及“成都府中学堂”（1904年），直至现在的“石室中学”。随着行政区划建制的改变，文翁石室弦歌不辍、文脉不断，先后作为蜀郡郡学、益州州学和成都府学等地方最高级别的官办学校，一脉相承发展下来。文翁石室连续办学已达2155年，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实现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学者胡昭曦认为，蜀学主要指巴蜀哲学、史学、文学、经学、宗教等，重点在于思想、理论方面。蜀学作为一个文化概念，缘自西汉蜀守文翁。西汉至今的涉及巴蜀文化的研究，就是蜀学的时间概念。 正是因为文翁兴学，蜀学在历史上迎来了两汉、两宋、晚清的三次蜀学高潮，涌现出一大批代表当时全国最高学术水平的四川籍学人……   城市经济：少城外南商铺林立   卢升弟   少城外南是两汉时期城市商业中心，整齐的街道两侧商铺林立，货物应有尽有。   在对成都汉代的考古发掘中，画像砖是十分常见的文物，其涉及的内容包含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农业生产、手工作坊、商业贸易、建筑、交通车马、舞乐百戏以及神话传说等，丰富多彩、包罗万象。   这些画像砖真实地记录了汉代的社会生活和大量的精彩瞬间，是我们认识和研究汉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其中尤其珍贵的，是那些史籍很少记载的、与普通市民居家生活密切相关的题材：如交通出行类的《軿车》《轺车》《斧车》《辎车》《棚车》《伍佰前驱》《车马过桥》；市集购物类的《市井》《市集》《酒肆》；娱乐类的《杂耍》《七盘舞》《舞乐百戏》《丸剑起舞》《舞乐》《抚琴》；饮食吃喝类的《酿酒》《庖厨》《宴集》《宴饮观舞》，以及《习射》《六博》《燕居》《庭院》《叙谈》《迎谒》《养老》等，不胜枚举。假如你有足够的想象力，不妨将这些画像砖上的内容串联起来，闭目遐想，去略微感受一下2000多年前成都人的平常日子。   情景之一：成都少城外南是城市商业集中区，从《市井》画像砖上看，区域建筑十分规范，市场四周有市门，中央有钟楼，十字形的街道两侧，商铺林立，一排一行整齐有序，四方货物应有尽有。从清晨开市，这里就成了一片热闹的天地，讨价还价的喧嚷不绝于耳。市民们纷纷走出家门，前来采购。东边《集市》采购点食物，西边《酒肆》装上一二斤酴清（酒），带回家来，厨师们便开始展示他们精湛的手艺。经过《庖厨》加工制成的美味被一一摆上了几案。一家人席地而坐，嘴里品着佳肴，再啜上一杯美酒清醥，在温馨的《燕居》小屋，不醉也似醉了。或者再邀上三五友人，家境殷实者再请来丝竹管弦，一边有《舞乐》《七盘舞》相伴，一边有《杂耍》《弄丸》助酒，其乐融融也。恰如晋代文学家左思《蜀都赋》所描写的：“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罍中坐，肴烟四陈。殇以清醥，鲜以紫鳞。羽爵执竞，丝竹乃发。巴姬弹弦，汉女击节。”   情景之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人们或漫步《市井》街头，听着顾客与小贩的讨价还价，打发闲暇时光；或弃步从车，若是官员乘的是《軿车》《轺车》，前有《伍佰前驱》开道，《斧车》引路，风头十足。若是眷属或平民，则以辎车、棚车、大车代步，一路驰骋，穿街过桥，越过城门。踏青于郊外，尽览湖光山色，或《六博》较技，或《狩猎》于林木之间，更是惬意非凡。即便是现代成都人的悠闲与自在，恐怕也不过如此而已。   上述的情景，是我们通过画像砖对汉代成都人生活的一瞥。事实上，无论是画像砖所表现的情景，还是史书的记载，那时人们生活的丰富多彩，远远超出了我们现代人的想象，有的或许是当下人望尘莫及的。   一座水城：河渠纵横 桥梁众多   汉代的成都，城内沟渠纵横，“江众多作桥”正是成都城的地理特点。成都这种大城与少城合为一体、街道呈方块的街巷格局，取法于咸阳，而又为古代一些城市所仿，是一种独特的城市布局文化。半个世纪之后，李冰出任蜀郡守，着力治理岷江水患。除了建设都江堰分流工程，还把湔堰所分内江两大支流——检江与郫江分别引导到了成都城下和城内，“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李冰“穿二江”的伟大举措，改变了临近成都城市没有大江大河的原况。丰富的水源决定了成都城市经济和农业在2000余年间能够持续发展，这也是成都在2000余年发展中城名不改、城址不变的一个最主要因素。   考古的证据是，2009年，考古队在清理青年路一带的清朝下水道时，发现了“郫江故道”痕迹。而在盐市口人民商场二期工程建设期间，发现了一座横跨28米宽的“郫江故道”的木制桥梁，这无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汉朝时期四川最长的木桥，也是成都市内最古老的桥梁。   秦末汉初，中原城市受战争破坏相当严重，但地处西南一隅的成都所受影响却很小，成为汉王朝的重要物资供应地。“《汉书·食货志下》记载，到了西汉末年，（王莽）乃下诏曰：‘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於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这就是著名的汉朝“五都”由来，指两汉时期长安以外的5个大都市，分别是洛阳、成都、邯郸、临淄和南阳。 这一记载要大大早于唐朝才提出的“扬一益二”之说，更是成都作为西部唯一跻身汉代国家级大都市的明证。   国家工厂：锦官城 车官车一文一武   智超   在秦代的紧张与硝烟过后，汉代的巴蜀迎来了平和与稳定，两座重要的国家工厂车官城、锦官城先后入户成都。   大约在汉末至蜀汉年间，车官城落户成都，有关车官城只言片语的史料，是晋代史学家常璩透露的。常璩在《华阳国志》说，车官城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设有军营，将它拱卫其中。显然，如果单单是个造车厂，汉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出动大军守卫它。车官城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大汉王朝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   称得上国家秘密的造车厂，或许是个军事基地。在东汉王朝的设想中，车官城被赋予了军事上的意义，东汉王朝作战用的战车，许多也是来自于此。伴随着东汉王朝外交政策的起伏及与北方匈奴的交恶，越来越多的战车从这里走向了战场。若干年前，一批工匠也被选入这座森严的军事基地之中，他们的任务便是终日刨木、打铁、造车，许多人的一生，便在这日复一日的劳动中慢慢耗尽，死后也没能离开。“闭门造车”这个成语，是车官城最生动的写照。   早在车官城之前，另一座国家工厂锦官城便业已落户成都。根据东晋李膺在《益州记》的记载，锦官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水南岸，号锦里。”笮桥是南河上著名的七星桥之一，《成都城坊古迹考》一书据此认为锦官城的位置在今西较场外锦江南岸百花潭到南河桥一带。车官城在锦官城西南，两城遥遥相对。   两座国家工厂虽然一前一后落户成都，其地位与性质显然是截然不同的。锦官城带给成都人的，是一些浪漫而轻柔的片断。纤纤玉手，濯濯锦江，黄润蜀锦，“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而车官城终日大门紧闭，生怕机密泄漏，成都人根本无法接近，有的恐怕只是马嘶蹄急、刀光剑影了。是什么令东汉政府宁愿放弃管理上的便利，接连将两座国家工厂设立在这里？《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时成都与长安“两城财富，甲于全国”。长安是关中都市，成都则是西南贸易中心，“北据汉中，东守巴郡，顺江而东，可通荆、扬，崎岖而南，可达黔、滇”。勤劳的成都人数千年不断，铺设了一张严密的物流网，四通八达，繁荣无比，汉王朝希望能以官营方式对成都的物流进行合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