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车工的工作就是管理两台机器。
飞锐照明公司生产线上看起来空空荡荡，因为机器代替了大批工人。
●从打工仔到电器厂老板
●从用工荒到高利润
●从国内迈向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
编者按
又逢开春，又到招工旺季，又见“招工难”（用工荒）。和往年不同的是，除了东南沿海高呼招工难以外，缺工，已从东部沿海蔓延到中西部那些曾经的劳务输出大省。那么，招工究竟有多难？工人到底去了哪里？华西都市报记者先后走访四川成都、广东深圳和东莞、福建福州、上海进行了实地调查，为此编发这组稿件。在东莞开厂的金堂商会副会长王代树说得好，用工荒给了珠三角一个机会，也给了中国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是时候结束靠人口红利维持利润的时候了，产业转型和升级短期看是痛苦的，但长期看是必须的，这也算是启示吧。
“你看我这个机器，它开机一个月，等于一个工人干一年。”杨东升指着一台自动贴片机说，以前要做一块小电路板，两条生产线上全是工人，但现在，只要一台机器就搞定了。
杨东升，四川南充人。在深圳工业大区龙岗区开办了一家照明装备企业。产品远销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甚至连韩国军警都有购买他的产品。全厂年产值近亿元，但厂里只有60多名工人。
从2000年到深圳打工的杨东升见识过“人工机器”的鼎盛时刻，经历了创业时期因为民工荒而产生的煎熬，而随着民工荒和用人成本的进一步加剧，杨东升最终带领他的企业迈出了一条转型之路。
“都是被逼的，企业只能转型，只有朝着高新技术和专利技术的正确方向行进，才能在整个产业升级的大环境中生存下来。”杨东升说。
A 深圳篇
一台机器顶300人产品打通多国市场
1995年，杨东升从四川新都一所职校毕业，因为学的无线电专业，就做起了电视维修工作。2000年，他进了深圳一家大型电子厂。
2006年，杨东升离开东家，自己开厂生产“手电筒”，并将公司命名为飞锐。“这个产品看起来很简单，但里面包含了很多内容，远非外界所能了解到的。”
大企业倒下了月薪2870元也难招人
“老东家那时很厉害，最多的时候有6条生产线，一千多人。”杨东升回忆说，那时属于“找工难”时期，他凭借自己的无线电技术，很快成了一名主管，“那时候企业比大小就看谁的人多，人多就意味着生意好，利润大，但现在不行了。”
数据显示，2008年之前，全国范围就业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是130人，而当时的东莞和深圳则超过了4000人，但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到来，珠三角“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企业倒闭的消息。”杨东升说，更要命的是，人力成本开始不断推高，广东各地开始出台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压力陡增，用工荒开始蔓延。
2011年，全国有24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达22%。而务工易WAP调查的数据显示，目前整个农民工务工行业平均工资是2870元（算上加班工资），这个工资水平与期望的工资还有巨大差距，他们希望平均加薪852元。深圳已将最低工资上调至1500元，全国最高，但跟上述调查结果仍有相当差距。不过，在杨东升看来，结合到深圳当地消费水平来看，招人始终受到很大影响，企业生存压力巨大。
“其间，老东家倒闭了。当时老东家在深圳地区算是一家大企业，但就是因为工人问题倒下了，工人薪酬高涨，抬升企业成本，给出薪酬太低，无人肯来。老东家就是在左右徘徊中失去了机会，走进了死胡同。”
在整个龙岗区，不只老东家，很多企业都因为这个问题而倒闭。
从去年开始，政府开始加大对产业升级的引导，仅深圳，到2015年全市淘汰低端企业就将达15000家。
小企业盘活了多亏启用机器代替工人
为了避免企业倒闭，杨东升做出一个决定：启用机器。“当时厂里有几百人，效益还可以，而且一台普通的机器都要40万左右，要说一下拿出几千万买机器对我们这样的小厂来说，确实是非常困难的。”杨东升说，“但自己实在是憋不住了，在招工难题的倒逼下，2009年买了第一台机器。”
买了第一台机器后，杨东升就撤了一条生产线的工人。“这台机器就可以把整条生产线的工作全包了。”
随着工厂效益的慢慢积累，杨东升逐渐购置更多的机器。如今从原料加工到产品打磨，再到电路板制作，工厂里已经建起了一条完整的机器生产链。
“现在整个厂里加上做销售的总共就60多人，留下的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看机器，有十几个人是负责手工打孔、拼装之类的简单工作。”在一间车间里，记者看到一名工人看守两台机器，将原料放进开机后，机器就可以自行加工。杨东升说，这些机器就代替了以前的工资最高的车工。
杨东升算了一笔账，一般加工一块电路板需要30人左右的一个工作组，一年一个工作组的工资为54万左右，而买一台机器的成本是40万，效率却是这个工作组的10余倍。
杨东升说，单是用机器替代员工这一块，每年就可为公司省下几百万。“如果不是我主动裁员替换为机器，今天可能面临更严峻的局面。”
看到杨东升厂子的变化，几个朋友也开始使用机器，纷纷开始腾笼换鸟。
三级跳告别贴牌，产品畅销多个国家
“公司最开始是给飞利浦这样的大企业代工的，吃得饱不饱全看人家脸色，这样的日子不好过。”杨东升说，在龙岗区大部分所谓的高新企业都是给大厂家做贴牌，“大头利润都在人家肚子里。”
杨东升曾问自己，有技术，有实力，为什么不能自己干？在这个想法的驱使下，杨东升对公司的商标等一列标志进行了重点设计，重金挖来研发人员，打造自己的核心产品，企业开始再次升级。
目前，杨东升的产品已经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澳大利亚、韩国、以色列、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有飞锐商品的身影。
以一款潜水灯为例，可以在水中下潜200米，而且光度好、耐用，像韩国等不少国家的水警和蛙人部队都在使用。
杨东升说：“截至今年，公司已经有百余项专利发明，这些就是核心技术，才是最珍贵的资产。”
目前市场上已经出现不少山寨他们公司产品的商品，“目前我们正在搜集证据，今年可能会有几场关于知识产权的诉讼案。但山寨商品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公司受到了市场的认可。”
B东莞篇
一个鞋老板的阵痛撤离东莞一年成本省了几百万
与深圳为邻的东莞一家鞋企老板李建明说，每年招人就像是打仗一样，但每仗下来都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而战果甚少。
考虑到用工荒和用人成本，李建明把东莞的厂子全部迁走。
“一家鞋厂搬到云浮，一家厂子搬到河南。”李建明说，在粤西云浮县，除了运输成本较贵外，其他成本都有下降，还可雇佣当地劳动力，一年可节省几百万元。
李建明说，他去河南的条件也非常优惠，地租只是“象征性”出一点，“更主要的是河南劳动力丰富，目前在东莞普工只比河南高300~500元，对于鞋厂企业非常有吸引力。”
而据杨东升了解，此前在同一个工业区的多家鞋厂、纺织品厂都陆续搬走了，“到江西、福建、河南的都有，无非看重当地招商优惠多，劳动力丰富。”
而随着大量企业的内迁和内地经济的迅猛发展，原本如河南、四川等劳动力输出地也出现了用工荒。
全国人大代表、有“农民工司令”之称的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公司董事长张全收说，目前用工紧张是全国性的，已经不再局限于沿海某地或者中部某区。
张全收说，现在广东地区在进行经济和产业升级，内陆地区的用工环境和广东20年前的形势很像，所以他决定将全顺人力资源公司的总部搬到河南老家。
华西都市报记者王国平深圳东莞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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